杨维中：中国佛学 五、学派并兴(四)《俱舍论》与俱舍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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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维中：中国佛学 五、学派并兴(四)《俱舍论》与俱舍学派

 　　(四)《俱舍论》与俱舍学派

　　俱舍学派是指在南北朝梁陈形成一直延续到唐初的以研习、弘传《俱舍论》为主的佛教思想流派。相对于“成实宗学派”被称为“小乘空宗”，“俱舍学派”则被称为“小乘有宗”，其学者被称为“俱舍师”。原来中国佛教学者研究阿毗达磨的毗昙师，都以《杂阿毗昙心论》为主要论书。及至真谛译出《俱舍论》，乃渐改学《俱舍论》，遂有俱舍师的出现。

　　《俱舍论》是印度“说一切有部”的论典，全称《阿毗达磨俱舍论》。这部论著是世亲早年还未信仰大乘佛教时的著作。世亲为公元第五世纪顷北印度犍陀罗人，在一切有部出家。那时北印度一带的有部学徒以迦湿弥罗地方的毗婆沙师为正宗。他们独尊《大毗婆沙论》，世亲起初也跟从他们学习，后来世亲又采取当时比较进步的经部学说，作了一部含有批评毗婆沙师意味的通论有部学说之书，这就是《阿毗达磨俱舍论》。这部论书是以《杂阿毗昙心论》为基础，广泛吸取说一切有部重要的阿毗达磨如《发智论》、《识身足论》、《法蕴足论》等以及《大毗婆沙论》的要义，并参考当时的经量部学说，不拘成说，根据自己的观点，把说一切有部的全部教义，概括地加以归纳而成。他先作本颂六百颂，随后又作长行注解八千颂，论题名为阿毗达磨的《俱舍》，“俱舍”具有“箧藏”和“刀鞘”之义。

　　《俱舍论》本颂的结构同《杂阿毗昙心论》一样，贯穿说一切有部学说“以四谛为纲”的传统精神。但对《杂阿毗昙心论》已经加以改造。《杂阿毗昙心论》有六百多颂，《俱舍论》本颂也有六百颂，但不是互相吻合，而是有所增删、合并，并重新组织。不仅是颂文，连篇章、段落也都重新作了整理。因此，该论之讲四谛，别具特点。和《杂阿毗昙心论》十一品的结构不同，《俱舍论》本颂分为八品，世亲作注释时又加了《破执我》一品，与本颂无关。《俱舍论》全体九品结构，体现了佛教“诸法无我”的根本主张。此外，又总结性地把构成宇宙万法的基本要素归纳为“五位七十五法”，即“色法”十一种，“心法”一种，“心所法”四十六种，“不相应法”十四种，“无为法”三种。这个结论，对以后讲说一切有部学说的人有很大影响。特别是论中分析的“五位七十五法”，成了佛教教义的基础，具有小乘佛学概论和佛教百科全书的性质。后来凡学习小乘之学的，无不以此“五位七十五法”作为入门之要。《俱舍论》的五位七十五法，在世亲改宗大乘后，又扩充为“五位百法”，并写出《大乘百法明门论》。

　　《俱舍论》先后有两译，对于中国佛教乃至日本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次为梁陈时期来华的真谛三藏翻译，第二次为唐代玄奘翻译。关于真谛翻译《俱舍论》的过程，综合《续高僧传》及《阿毘达磨俱舍释论序》的记载，可知此论的翻译始于陈天嘉五年(公元564年)正月二十五日，当时真谛在广州制旨寺。翻译到《惑品》，真谛等又迁徙到南海郡内，至此年闰十月，翻译完毕，得《俱舍论偈》一卷597颂，《阿毗达磨俱舍释论》二十二卷。译出《俱舍论》本文后，真谛为了刊定译文，曾为译众反复解说，即由慧恺整理写成《俱舍论义疏》五十三卷。天嘉七年二月，真谛又应请重新校译《俱舍论》，至第二年即光大元年(567年)十二月完毕，前后都是恺笔受，这就是现在仍然存世的通称“旧论”的二十二卷本《阿毗达磨俱舍释论》。

　　真谛弟子中弘传《俱舍》之学的，有慧恺、智敫、法泰、道尼等，而以慧恺为核心。

　　慧恺(518—568年)，俗姓曹，籍贯不详。慧恺在梁代已经知名，初住建业阿育王寺，后到广州从真谛受业，先后助译《摄论》、《俱舍》，其中《俱舍论》文及《疏》共八十三卷，词理圆备，为真谛所赞叹。光大二年(568年)，慧恺应僧宗等之请，在智慧寺讲《俱舍论》，听众有成名的学士七十余人，讲到〈业品疏〉第九卷，病卒，世寿51。他是中土最初的俱舍师。真谛听到慧恺病卒的消息，异常悲恸，恐《摄》、《舍》两论弘传断绝，于是与弟子道尼及智敫等十二人立誓弘传，又续讲慧恺所未讲完的部分，到〈惑品疏〉第三卷亦因病停止，不久真谛三藏也圆寂了。

　　智敫是循州平等寺沙门，少年时对《成实》、《金刚般若》、《婆沙》及《中论》都有精到的研究，后到广州，跟从真谛，列席《俱舍》译场。慧恺在智慧寺开讲，他和道尼等二十人听受，到真谛圆寂后，法侣凋零，他就依真谛的遗旨弘教。法泰也是梁代的知名学者，初住建业定林寺，后到广州从真谛受学，笔受文义近二十年。前后助译的经论达五十余部，并著有《义记》。到陈太建三年(571)，携带真谛新译的经论回建业，讲《摄》、《舍》两论多次。

　　此外，私淑慧恺盛弘《俱舍》之学的有道岳。道岳(568—636年)，洛阳人，幼年依义学名僧僧粲出家，后从志念、智通习《成实》、《杂心》，更就道尼受《摄论》。道尼圆寂后，他因无从请教，于是住长安觉明寺，闭门专治《俱舍》。经过五年，洞达论旨，但仍以未见真谛《义疏》，恐于外义隐文有所未了。因而重托南方商旅，到处寻求，终于在广州显明寺访得慧恺的《俱舍论义疏》及《十八部论记》。于是栖身终南山太白寺，又寻绎了好几年，才出山弘传。隋大业八年(612年)，应召住大禅定道场，用真谛义疏剖解《俱舍》本论，后来又以真谛疏文句繁多，学人难以研究，费了十多年工夫，勾勒为二十二卷，较原疏减少三分之二，而于原意无损。

　　著名的唐玄奘，早年也曾在长安从道岳学《俱舍》。玄奘回国后，以真谛所译《俱舍》“方言未融，时有舛错”(《俱舍论记》卷一)、“义多缺”(《宋高僧传》卷四)，因于永徽二年(651)五月在大慈恩寺翻经院重译此论，沙门元瑜笔受，到永徽五年七月完毕，题名《阿毗达磨俱舍论》三十卷，世称“新论”。玄奘门下的弟子研习《俱舍论》者不少，并且对于《俱舍》的解释有种种不同的见解。新《俱舍论》译出后，神泰作《俱舍论疏》(简称《泰疏》)、普光作《俱舍论记》(简称《光记》)、法宝作《俱舍论疏》(简称《宝疏》)，各三十卷，世称“俱舍三大家”，替代了旧《俱舍》真谛、慧恺、道岳的系统，旧《俱舍疏》因而失传。从这些事实出发，也有人将唐代玄奘门下的“俱舍师”看作慈恩宗佛学系统的第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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