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中：中国佛学 六、宗派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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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维中：中国佛学 六、宗派鼎立

 　　确切地说，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从佛教传入中土的时刻就已经开始了。由于中国固有文化思想传统的成熟与强大，也由于佛教理论思辨性和宗教特性与中国文化的隔膜，佛教的传播一开始便走了一条向中国本土文化妥协而隐匿自己个性的发展之路。这一特殊的传教策略，不但使得佛教未曾在其力量薄弱时与本土文化发生激烈冲突，反而引起了中土上层人士和政府的好感。从两汉直到魏晋时期，中土人士一直借助于中土固有的文化思想形式来理解佛学，特别是黄老之学以及魏晋玄学对于佛学在中土的普及起了很明显的促进作用。以罗什至长安译经以及其弟子僧肇、道生等人佛学思想的成熟为标志，中土人士终于登堂入室，深刻理解了印度佛学的精义，开始了师心独造的新阶段。南北朝时期佛教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使得佛教中国化走向了综合创新的成熟期。从隋代的天台、三论宗甚及三阶教的产生，到唐代南宗禅的形成，佛教义理的本土化达到了其颠峰状态。隋唐佛教势力的强大以及佛学家思想创造力的旺盛、理论成果的成熟与精深，使得佛学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主流。隋唐以后，尽管仍然有一些人士顽固地将佛教看作外来文化，但那只是一种话语而已，这种言论已经不再有市场。宋代以后三教合一思潮的流行，更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隋唐佛教中国化所达到的深度与广度。

　　所谓的“宗派佛教”是相对于南北朝时期的“学派佛教”而言的。近代以来，学者自教义的角度、教史的角度，各自研究中国佛教宗派的数目，有七宗，八宗，乃至有九、十、十三宗之说。之所以如此，首要原因是以“宗派”来叙说隋唐佛教僧团的归属属于“后设”的叙述方式，隋唐时期的僧人并未如此明显的自称、划界。直到南宋，天台宗人宗鉴撰《释门正统》、志磐撰《佛祖统纪》，才简略地提出有七宗之说。宗鉴《释门正统》立“八志”，在“顺俗志”中叙述净土崇拜，在“弟子志”中，主要叙述天台正统；此外，还撰写五种《载记》，即《禅宗相涉载记》、《贤首相涉载记》、《慈恩相涉载记》、《律宗相涉载记》、《密教相涉载记》。如此，实际上宗鉴涉及到天台、净土、禅宗、华严、慈恩、律、密等七宗。志磐《佛祖统纪》所立九“志”中，有“山家教典志”录天台宗著作，“净土立教志”记述净土宗僧俗传，《诸家立教志》记述禅、华严、法相、密教、律诸宗创教简史。这与宗鉴所说一致，也是七宗。宗鉴《释门正统》编撰于南宋嘉熙元年(1237年)，志磐《佛祖统纪》编撰于南宋咸淳五年(1269年)。这是中国古代关于佛教宗派的主要说法。汤用彤先生在其诸种隋唐佛教讲义中，讲到“九宗”，即天台、三阶教、三论宗、律宗、唯识宗、净土宗、华严宗、禅宗、密宗。而关于“宗”的含义，汤先生区分出两层：“‘宗’本谓宗旨、宗义，因此，一人所主张的学说，一部经论的理论系统，均可称曰‘宗’。从晋代之所谓‘六家七宗’至齐梁之周颙之‘三宗’都是讲的宗教学说上的派别，这是‘宗’的第一个意义。‘宗’的第二个意义就是教派，它是有创始，有传授，有信徒，有教义，有教规的一个宗教集团。”(汤用彤《论中国佛教无“十宗”》)。汤用彤的这一说法，得到后来大多数研究者的采纳。如果将南北朝佛教学派与隋唐的“九宗”作一对照，就会发现二者在以下三方面有很大的差别：第一，形成有一定排他性的创始者、传授者及其信仰者系统；第二，具有独特内容的教义体系；第三，具有独特内涵的修行方法及其仪轨制度。本章我们通过对于隋唐诸宗派创立的情形及其基本教义的叙述，展现这一时期佛教发展的盛景。另外，主要流传于西藏的“藏传佛教”，其最初的形成也在这一时期，为了叙述的方便也一并列于本章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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