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概说：第二章 后汉的佛教 传来与容受 第六节 经典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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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史概说：第二章 后汉的佛教 传来与容受 第六节 经典的成立

　　释尊的说法，最初并未记录成文，而是由长老比丘，记忆背诵，以口传口地传授给弟子们。这不仅是佛教的现象，在古代印度，如《吠陀》，为了传持伟大的法，口诵传承，是唯一的手段，佛教也没有例外。在释尊灭后，诸弟子集合起来，将各自传持的教法，唱诵出来，由大家订正各自的传持和佛陀所说的异同，搜集教法，以防止遗教的散佚，这就称为「结集」。但是，由于岁月的累积，连带着教法分量的增加，造成了背诵的困难。同时仅靠背诵，也不免要产生异说异义，很容易就引起教团的混乱。于是，就产生以文字保存圣法的动向，佛教的经典，便在如此事实的要求之下成立。这是在西历纪元初的事，佛教传入中国，恰巧就在这一时期。

　　中国人早先知道有佛教，虽是楚王英所信奉的那个佛教为始，中国佛教基础之巩固，则待后汉末叶，有了汉译的佛典为始。后汉末叶，在桓帝(西元一四六─一六七年)在位之时，到中国的僧人之中，有安世高及支娄迦谶(Lokaṣema)两人。

　　安世高为安息国王子，父王去世，他便趁机出家，及长，学习阿毗昙并通禅经。在桓帝及灵帝(西元一六八─一八九年在位)时代来华，约二十年间，专心从事于经典的汉译，译出有《四谛经》、《转*轮经》、《八正道经》、《安般守意经》等经典，达三十四部四十卷。这些都是小乘经典。安世高因避后汉末的骚乱，而至南方，据说寂于浙江会稽，细节则不得而知。

　　支娄迦谶则稍后于安世高而到中国，他出身于月氏，在桓帝之末，到达洛阳，于灵帝时代，译出《道行般若经》、《般舟三昧经》、《首楞严经》、《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等，计十三部二十七卷。这些都属于大乘经典。

　　以上二人，同于后汉末或西元第二世纪中叶，在帝都洛阳，个别译出小乘及大乘经典，其原因是两人出身地域所行佛教系统之不同。然而，将如此的经典提供给中国人的，是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原始思想形态的小乘经典，以及具有显著发达的教义思想之大乘经典，无非是容受了同为释尊一人所说的教法而来。在当时也没有对于大小二乘经典的成立，抱有疑问，也没有考虑其间历史发展的过程。由开始以来，已将流行于西域的大小二乘的经典，全部视为佛陀亲口所说而被接受，中国佛教的特殊性，事实上即从此时开始。

　　再说中国民族接受佛教，是出于怎样的态度呢？当佛教传入中国的汉代，乃是架构于汉民族高度的固有文化的基础之上。由于如此，一种全然不同的文化之传入与流布，首先要在中国人的思想与信仰中找到共通之点作为媒介，那是很显然的事。汉代虽是以确立儒教学术的时代，不过，在儒教之外，也有一派乐于隐逸生活并以老子为宗祖的道家，在民间，起源于不老长生及神仙方术的道教之流行，也不容否认。因此，到了后汉之世，神仙、方术、图谶等之迷信，非常风行，将黄帝与老子神仙化的方士，因善行咒术而获得世人的信仰。所以当外国沙门到达时，中国人一见到穿着奇装异服，并对偶像(佛像)烧香礼拜，诵持着汉人所听不懂的经文，举行着宗教仪式，所给予中国的印象，不过也是方士之类；他们舍弃世俗的生活方式，与道家的隐逸之士相比，也没有不自然的感觉。伴着这一印象，佛陀也被比作黄帝和老子来加以想象。

　　前面所讲的楚王英的近侧，就有方士，英自己是「诵黄老之微言」的人，同时也是崇佛的人，又有汉桓帝，奉祀黄帝、老子及佛陀，盛行宗教之事，因而在襄楷上谏的言词中，也有「世间以老子入夷狄而为佛」的说法，均为值得注意的事。佛陀并不需要和黄老同时登场，此时则被视同黄老，佛教被视为中国原来的黄老之教，同一性格的传说，别无其他，佛教首先被当作与黄老之教近似的东西，而被汉人社会之所容受。故在汉末的苍梧太守牟子所作的《理惑论》，是以调和儒、释、道三教的思想为基准的；将佛置于儒道二教之上，此为考察中国古代之接受佛教，提出了重要的论题。唯其有关此书的著作年代，尚无定论，或谓出于宋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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