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历史文化研究：佛法东渐中国概说(钱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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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历史文化研究：佛法东渐中国概说(钱伟)

 　　[北京]中国青年报，1995年7月1日

　　第8版

　　佛教，就是指佛的言教，或者也可称为佛法，它包括佛、法、僧“三宝”。佛即指释迦牟尼佛，是佛教的教主。法指佛所教导的教义，即佛法。僧即信奉佛教的信徒。“三宝”具备，才构成完整的佛教。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六至前五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名悉达多•乔答摩，是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佛陀寂灭后数百年，佛教在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约公元前273-公元前232年)统治时期，从恒河中下游地区传播到印度各地，并不断向周边国家传播。在公元纪元前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佛教传入中国是逐渐地而且是从不同的方向、通过不同的方式传来的。传入的主要路线大致有三条：由印度，通过丝绸之路，经中亚传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经中南半岛传来；通过西南丝绸之路，经缅甸传来。传播方式有二：一是用记录教义和宣传教义的文字材料——佛经、佛律、佛论；二是用帮助和加深理解教义的形象材料——佛像、佛塔与佛教故事图画。

　　佛法东传中国，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的记录。较可信的史实是东汉初明帝永平年间派人西行求法。佛教初传时期重要的活动是译经，著名僧人都来自印度和西域各国，宣讲的教义尚较粗浅，多为灵魂不灭、地狱受报、祭祀得福之类，佛教被人们看成是社会上流行的神仙道术的一种。少数寺庙也主要供从印度或西域各国来的僧侣和商人参拜使用，汉人出家为僧者很少。三国两晋时期，佛经继续传入，译经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并举。同时有了较完整的汉译戒律仪规，出现汉地出家僧人。中国自己的佛教徒渐渐体会到了个中三昧，不再满足于零碎听到的教义解说，想要亲自探索佛教的真谛，因而立誓到佛教的原生地去搜求。三国时魏人朱士行据说是中士出家和西行求法的第一人。

　　从南北朝开始中国佛教进入兴盛发展阶段。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融合、发展，影响遍及全国。教理研修远远超越前代，且摆脱玄学影响，独立发展起自己的佛教学派。出家、在家佛教徒数量增加，长安一地僧尼过万；佛寺激增，呈现出“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宏大局面。不仅民众百姓顶礼膜拜，接受了佛教，各代帝王、官宦也普遍青睐于斯。此外宣传佛教的各种艺术形式，如雕刻、画像、塑像、寺院建筑等，也得到了极大发展，敦煌、洛阳龙门石窟的造像都是始凿于北朝。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鼎盛之时。隋代结束了南北朝分裂局面，统一了南北方，也统一了佛教。隋文帝崇信佛教，与他个人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他出生在佛教寺庙里，从小父母又把他寄托给僧尼抚养，在寺庙一直生活了13年。这样经历使得隋文帝始终坚持提倡佛教，在中央设置昭玄大统、昭玄统、昭玄都和外国僧主，负责统辖全国僧尼，在地方上也设有统都、沙门都、断事和僧正等僧官负责地方事务。他还多次下诏在各州县兴建寺院，据载，隋朝有寺3985所，度僧尼236200人。佛教在理论建设和传统方面，也显示了整齐划一的国家化局面：以首都长安为中心，各都邑集中当时各学派的著名学者，分门别类进行教义研究。在长安曾达“二十五众”之多。译经事业以洛阳上林园的国家翻经馆和长安大兴善寺为中心统一进行。唐朝皇帝自认为是道教始祖李耳的后裔，表示要优崇道教，但实际上采取二教并重政策。士大夫和百姓平民接受传统的生活习惯，已经把佛教看作本士文化的一部分，既信且行。佛教徒中不仅出现了玄奘、义净等西行取经、译经大师，而且还有鉴真和尚的佛法东传。唐代佛教文化，最引人注目的是宗派林立、异彩纷呈的局面。既有隋代以来已成型的天台宗、三论宗，又有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净士宗，禅宗以及被统治者视为异端的三阶教等。到了唐中期，佛教在统治者的尊崇保护之下，达到极盛，寺院之数比唐初几乎增加一半。由于佛教寺院经济高度发展，触犯了世俗地主和贵族利益，也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终于在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发生了灭佛事件。拆毁寺院，勒令僧尼还俗，熔化佛像，焚烧经书，没收田地寺产，佛教受到毁灭性打击。从这以后，佛教文化还有发展，但从整体来讲，佛教自此开始走下坡路。

　　五代十国、两宋、辽、西夏、金时期，中国佛教开始走向普及。元、明、清三朝，属于大乘密宗的藏传佛教兴盛起来，并随国家统一版图扩大而传入内地。汉传佛教衰败。晚清、民国时期，战争绵延不断，社会动荡不安，汉地佛教衰落至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佛教获得了新生。佛教文化精华被吸收，特别是佛教徒的植树造林可资借鉴。我国各地的佛教塔寺之处，绿树参天、净天纤尘，奇秀景色、幽静宜人，点缀着祖国万里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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