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历史文化研究：佛教与现代社会人生(洪修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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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历史文化研究：佛教与现代社会人生(洪修平)

 　　[上海]社会科学报，1995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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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纪之交的当代社会，我们研究中国佛教文化有什么意义？如何使我们的研究有助于现实的社会人生和中华新文化的建设？我认为，一种文化现象的长期存在，自有其深刻的必然性。文化的内在精神和社会人生的需求是其依存的最重要的条件。从中国佛教文化来看，其之所以绵延数千年而至今不绝，千百年来不仅对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生活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且在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方面也起过重要的作用，就在于它包含着一定的积极因素，对现实的社会人生具有一定的意义与价值。

　　佛教作为一种本质上追求出世的宗教，是否与现实的社会人生完全无关，佛教的出世理论对于一般社会人生来说是否毫无意义？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来看。

　　从佛陀创教的人生情怀来看，佛教的一些基本理论，例如“缘起”、“无我”等等，都与佛陀倡导的“种姓平民”有关，都是佛陀针对古印度种姓制度的神学基础而提出来的，这充分体现了佛陀关怀现实人生的情怀。虽然佛教主要是从解脱论的角度提出问题的，强调的是在解脱面前人人平等，但其中所体现的人人平等的基本精神，无论是在古印度，还是在现代中国，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从佛教解脱论的重要理论基点因果报应论来看，佛教的因果报应论有两大重要特点：一是强调“业感”而否定有鬼神等外在的赏善罚恶的主宰或执行者；二是强调业报的“自作自受”，否定他人(例如子孙或其他家族成员等)代为受报有可能性。这种业报轮回说把人的遭遇和命运的主动权交到了人们自己的手中，从而把人们引向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人生道德实践。佛教的出世解脱理想虽然是基于“人生皆苦”的价值判断，但却表达了对永超苦海之极乐世界的向往，透露出了对人生永恒幸福的一种追求。这种强调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美好人生的理论，其中蕴含着劝人向善、积极进取的精神，这对现实的社会人生显然也是有意义的。

　　佛教把无明与贪欲视为人生痛苦的总根源，提倡于万物不要起贪著之心，要保持人的自然清净的本性，不要被物欲所污染和蒙蔽，要保持心情的平和与宁静，这种理论对于克服当代社会中物欲横流的现象也是有一定意义的。因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正当的合理的欲望固然是应当肯定，但过分的贪欲却往往是既害人又害己。经常用佛教的“不执著”来调控心境、超然处世，是有益于社会和人生的。佛教的出世从根本上说，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的超越与升华，它并不绝对地排斥入世。特别是大乘佛教的“生死与涅槃不二”、“世间与出世间不二”等基本精神实际上沟通了佛教的理想与现实人生的联系，既为佛法常住人间、化导世间提供了契机，也为建立人间佛教、人间佛国、人间净土提供了依据。中国佛教正是继承并发展了佛教这种人生佛教的精神，走上的正是人间佛教的道路。因此，结合现代社会人生来研究佛教文化，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而就中国佛教文化而言，更是如此。因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和精神就是重现世现生。

　　如何认识中国佛教文化的基本特点和基本精神？我认为，中国佛教既继承了佛陀创教的基本精神，同时又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形成了它鲜明的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色，其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把印度佛教中蕴含着的对人或人生的关注及肯定作了充分的发挥和发展，形成了它特有的重现实社会和人生的特点。中国佛教文化之所以能与传统的儒、道并列成为传统思想文化最基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方面与佛教本身的特点有关，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的某些缺憾或某些不足，另一方面与佛教在同儒、道等的冲突与互融中日益走向现实的社会人生，日益铸就现实性的品格也是分不开的。佛教所蕴含的对人生永恒幸福的追求在重视现实社会人生的中国这块土地上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光大。中国化的佛教正是通过对佛教人文主义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日益走上了现实的社会和人生。立足于“众生”(人及一切有情识的生物)的解脱而强调永超人生苦海的佛教在中国则更突出了“人”的问题和人生问题。最有代表性的中国佛教宗派禅宗，在充分肯定每个人的真实生命所透露出的生命底蕴与意义的基础上，融解脱于当下的现实人生之中，化修道求佛于平常的穿衣吃饭之间，强调随缘任运，即心即佛，认为“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无异”(《五灯会元》卷三)。

　　近现代复兴的佛教，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唐末以来中国佛教入世化、人生化倾向进一步加以继承和发展。从太虚法师大力提倡“人间佛教”、“人间净土”，到本世纪60年代以来在港台兴起的以面向现代社会和人生为重要特征的新型佛教文化事业，乃至中国大陆当前也在提倡人间佛教思想以期自利利他、实现人间净土，无不体现出中国佛教重现世现生的基本精神。绵延二千年之久的中国佛教也由此而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开始了新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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